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扎根童年文化的中国儿童文学——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演进及启示

发布时间:2019-03-27  来源:中国作家网  作者:韩进


主持人语:

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独立组成部分,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“西学东渐”、“开发民智”的需要推动“儿童”逐渐被“发现”为先导。其正式萌发则与中国现代文学同频,是借助了新文化运动废旧立新的强大力量。胡适、陈衡哲、鲁迅、周作人、茅盾、郑振铎、叶圣陶、冰心、朱自清等中国新文学的先驱,都同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。中国儿童文学自此从仿效西方,踏上了独立发展的“现代”之路。

时值“五四”运动百年,韩进的此篇文章颇具回溯纵探之意。他将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百年回溯,设置在了与儿童文学走向须臾难离的、建立在各时代儿童观之上的童年文化背景内,尝试以百年间“不断变革的童年文化”催生的“一代有一代之”儿童文学做出阶段性建构。此文另具新意的一点,在于韩进有意识地基于中国儿童文学正在或已然形成的“独立品格和独特面貌”展开探讨,尝试以此启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自有思路。

——崔昕平


20世纪是儿童的世纪。当世纪的曙光洒到东方时,中国儿童文学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光芒,从文学革命中喷薄而出。茅盾说:“‘儿童文学’这名称,始于‘五四’时代。大概是‘五四’运动上一年罢,《新青年》杂志有一条启事,征求关于‘妇女问题’和‘儿童问题’的文章。‘五四’时代的开始注意儿童文学是把‘儿童文学’和‘儿童问题’联系起来看的,这观念很对。”(《关于“儿童文学”》,1935)。

在《新青年》上发难“儿童问题”的是鲁迅,就在“五四”运动上一年的5月,鲁迅在《新青年》第4卷第5期发表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篇之作《狂人日记》,喊出“救救孩子”的呼声。鲁迅说,“童年的情形,便是将来的命运”(《上海的儿童》,1933),“看十来岁的孩子,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”(《随感录二十五》,1918)。

从鲁迅笔下闰土、阿发的“童年的情形”,到新时代作家的“童年书写”,中国儿童文学走过了整整100年。从童年文化的视角看百年儿童文学的演进,根植于童年文化沃土的中国儿童文学带着深厚的中华文化传统,在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文学进程中,呈现出别样生动的景致,不断变革的童年文化催生了“一代有一代之文学”,中国儿童文学以其独立品格和独特面貌,为世界儿童文学的多彩发展提供了“中国经验”。

人生旅程没有“童年站”和“儿童票”

儿童文学是现代文学。在“五四 ”以前,中国没有儿童文学之名,也没有儿童文学之实,那时人们看见了“童年”,却对“童年”帽子下的“儿童”缺乏正确的理解,“为儿童的文学”也就没有发生。

中国古代对于童年的理解有两层意思:一是表示人生初期,同今天的“童年”,如南宋诗人鲍照的“宝饵缓童年,命药驻衰历”(《过铜山掘黄精》)、晚唐诗人黄滔的“莫怪迟迟不归去,童年已梦绕林行”(《游东林寺》);一是指“儿童”,如《宋史》“俶子惟演、惟济,皆童年,召见慰劳”中的“童年”和唐代诗人贺知章的“儿童相见不相识,笑问客从何处来”(《回乡偶书》)中的“儿童”,都是“小孩”的意思。

童年首先是时间概念,古代指15岁以前。这一年,男童“束发为髻”谓之“成童”,女童“结发而用笄贯之”谓之“及笄”。此前“童子未冠,头发下垂”,谓之“垂髫”,又以“垂髫”指代童年。女子16岁为“碧玉年华”,男子20岁为“加冠之年”,也称之为广义的童年。整个童年期又分为襁褓(0-1岁)、“孩提”(2-3岁)、黄口(3-10岁)、“总角”(8-14岁)四个时期,和今天婴儿期(0-1岁)、幼儿期(3-6岁)、儿童期(6-12岁)、少年期(12-18岁)十分接近,本质上几无差异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古人对儿童的性别特别关注,从出生那一刻就有严格区分——男孩出生叫“大喜”,女孩出生叫“小喜”。此后,与男孩相关的有“始龀”(8岁)、“幼学”(10岁)、“舞夕”(13-15岁)、“束发”(15岁)、舞象(15-20岁)……与女孩相关的有“始龀”(7岁)、“金钗”(12岁)、“豆蔻”(13-15岁)、“及笄”15岁、“碧玉”(16岁)、“桃李”(20岁)……可见性别意识贯彻童年始终。

为什么要对小孩的性别较真呢?因为传统文化里对性别有着不同的规定与期待,男孩女孩的命运有天壤之别。七八岁长牙以前,小孩们还可以一起“戏”“游”——“鸠车之戏”(5岁)、“竹马之游”(7岁)。长牙以后,男孩有了“教数”(9岁)、“幼学”(10岁)、“舞勺”(13岁)等受教育的特权。待到15岁,“束发而就大学,学大艺焉,履大节焉”,准备承担成人的责任。孔子说,“吾十五有忠于学,三十而立,四十不惑,五十而知天命,六十耳顺,七十从心所欲,不逾矩”(《论语》),说的是男人的人生,女人反而“消失”了。

“女孩”成为“女人”后,消失到哪里去了呢?《议礼》上说,“妇人有三从之义,无专用之道。故未嫁从父,既嫁从夫,夫死从子”,已经退隐到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的男权世界的底层,没有做人的资格,也没有做人的权利。女孩出生时也和男孩一样,有“报喜、洗三朝、满月酒、百日宴、抓周”等婴儿诞生礼仪,一个接着一个,其实都在为成人举办赞礼,本意并不在儿童。在“不孝有三无后为大”的封建道德里,儿童不分性别,“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”,如果已经儿孙满堂,便是“父母福气的材料,并非将来‘人’的萌芽”(鲁迅:《随感录二十五》)。

鲁迅说,“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,是以为成人的预备;中国人的误解,是以为缩小的成人”(《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》,1918)。儿童生来就不是独立的个人,在其人生的“时间表和路线图”里,也没有童年的地位,虽然标注有“童年界碑”(15岁),却没有“童年站”供给儿童停靠。仿佛人在旅途的列车,只有男人和女人两种票,儿童也在其中;这又是一张从生向死的成人票,只有起点和终点,童年匆匆路过。儿童没有童年,童年里没有儿童,“为儿童的文学”自然不会发生。

童年文化的变革与百年儿童文学的演进

童年文化的核心是对儿童的看法。中国古代童年文化内容十分丰富,自成一体、博大精深,但站在“成人的立场”看儿童,恰恰抹杀了儿童的存在,这样的情形直到“五四”时代才有根本改变。西方“儿童学”传入后,“儿童中心说”被普遍接受,带来童年文化由“成人立场”向“儿童立场”转变的革命性重建。

郁达夫说:“‘五四’运动的最大成功,第一要算‘个人’的发现”(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散文二集导言》)。这“个人”中,“最当注意的还要数儿童”(叶圣陶:《文艺谈·39》,1921)。“近来才知道儿童在生理心理上,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,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,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。儿童期的二十几年的生活,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预备,但一面也自有独立的意义与价值,因为全生活只是一个生长,我们不能指定哪一截的时期,是真正的生活。我以为顺应自然生活各期——生长、成熟、老死,都是真正的生活。所以我们对于误认儿童为缩小的成人的教法,固然完全反对,就是那不承认儿童的独立生活的意见,我们也不以为然。……应当依了他内外两面的生活的需要……将‘儿童的’文学供给与儿童”(周作人:《儿童的文学》,1920),中国儿童文学的大幕被徐徐打开。

“五四”时代儿童文学的发生,有迹可循的历史可以上溯到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。严复在《天演论》(1897)里,从人类学进化论出发,得出“后起的生命更有价值”。梁启超向“父为子纲”的封建道德观开火,将儿童从父权下解放出来,赋予“人人平等”的权利,提出“少年强则中国强”(《少年中国说》,1900)。从培养“小国民”出发,向西方学习,提倡新学,有了晚清的“学堂乐歌”运动和商务印书馆编译的《最新国文教科书》。1908年,孙毓修创办《童话》丛刊(1908-1920),共出版三集102册,作为与新教科书配套的儿童读物,孙毓修也因此成为“中国编辑儿童读物的第一人”(茅盾:《关于“儿童文学”》)。

“五四”时代开创的中国儿童文学,因应“儿童”的变化,形成四个不同时期:婴儿期(1919-1927)、童年期(1927-1949)、少年期(1949-1979)、成熟期(1979年至今)。

婴儿期(1919-1927),“五四”时代的儿童文学。呱呱坠地的儿童文学极其脆弱,从西方“移植”的新儿童观还有“排异”反应。“五四”退潮后,俄国“十月革命”送来马克思主义,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,中国儿童的命运有了转机,共产党加强了对“儿童共产主义组织运动”的领导,要求“儿童读物必须过细编辑,务使其为富有普遍性的共产主义劳动儿童的读物”,“在儿童幼稚的脑子里栽下共产主义的种子”,“培养未来的同志”(《儿童共产主义组织运动决议案》,《先驱》第18号,1923年5月10日),“共产主义劳动儿童”开始进入儿童文学,如蒋光赤的《十月革命的婴儿》(1924)、筱芝的《陆方的梦》(1926)、凌少然的《敬赠与劳动童子团的革命礼物》(1926)、郭沫若的儿童小说《一只手——献给新时代的小朋友们》(1927)等。

童年期(1927-1949),战争时期的儿童文学。1927年大革命失败,中国社会进入“内战——抗战——内战”的战争模式,战火下的儿童受尽苦难,儿童文学的童年在历经苦难中走向辉煌。争取“未来一代”的斗争非常惨烈,在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的危难关头,儿童的自然属性必然让位给社会属性,资产阶级的“儿童本位论”失去生长的土壤,“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”向“工农兵文学”不断深入,红色儿童、抗战儿童、解放区儿童……成为儿童文学的主人公,如洪灵菲《女孩》(1928)、柔石的《血在沸——纪念一个在南京被杀的小同志》(1931)、于伶的《蹄下》(儿童剧,1933)、茅盾的《大鼻子的故事》(1935)、舒群的《没有祖国的孩子》(1936)、邵子南的《中国儿童团》(1938)、许幸之的《小英雄》(儿童剧,1939)、华山的《鸡毛信》(1945)、管桦的《小英雄雨来》(1948)等。

少年期(1949-1977),新中国初期儿童文学。新中国成立后,儿童文学作为党和政府文艺事业的一部分,由中国作家协会具体负责,将儿童文学定位为“培养年轻一代成为优秀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强有力的工具”(《中国作家协会关于发展少年儿童文学的指示》,1955),在新中国的阳光里,儿童文学有了第一个“黄金十年”(1955-1965)。这又是一个充满挫折感的“少年”——儿童是被划分为阶级的,天生有“好孩子”和“坏孩子”,只有工农兵的孩子才被培养成“接班人”。儿童被类型化、成人化,儿童文学从儿童教育的附庸走向阶级斗争的工具。但仍有一批坚持创作规律的儿童文学作家,立足“童年的情形”,解决现实中的“儿童问题”,受到孩子喜欢。如柯岩的《小兵的故事》(1956)、张天翼的《宝葫芦的秘密》(1957)、徐光耀的《小兵张嘎》(1958)、任大霖的《童年时代的朋友》(1958)、刘厚明的《小雁齐飞》(1961)、李心田的《闪闪的红星》(1972)、徐瑛的《向阳院的故事》(1974)等。

成熟期(1977至今),改革开放时期的儿童文学。历尽苦难“童年”,经受“少年”磨炼,儿童文学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走向成熟。1977年,刘心武在《班主任》里发出呐喊,“救救被‘四人帮’坑害的孩子”,儿童文学进入拨乱反正的“新时期”——在“童心论”大讨论中,回归“儿童本位”的“五四”儿童文学精神;在“教育儿童的文学”反思中,回归“儿童文学是文学”。高洪波说,“儿童文学说到底就是为儿童的文学”,“‘以儿童为主体’,这是改革开放30年儿童文学观念的根本转变。将儿童文学从以成人意志、成人教育目的论为中心转移到以儿童为中心,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革”,“其核心则是回归儿童,让文学真正走向儿童并参与少儿精神世界的建设”(《记录中国儿童文学不平凡的三十年》,2008)。有了这个变革,儿童文学重新从“童年”出发,方卫平说,“童年:儿童文学理论的逻辑起点”(1990);潘延说,“反顾童年:儿童文学的一个永恒母题”(1991);中国作协专题探讨“儿童文学如何表现中国式童年”(2013)。“童年的情形”与“将来的命运”自然联系起来,儿童文学作家成为“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”,儿童文学作品“为儿童打下良好的人性基础”。这类作品带有鲜明的探索和思辨的童年文化特征,如王安忆的《谁是未来的中队长》(1979)、柯岩的《寻找回来的世界》(1984年)、程玮的《少女的红发卡》(1991)、秦文君的《男生贾里》(1993)、梅子涵的《女儿的故事》(1996)、曹文轩的《草房子》(1997)、陈丹燕的《我的妈妈是精灵》(1998)、三三的《舞蹈课》(2005)、邱易东的《空巢十二月》(2008)、赵丽宏的《童年河》(2013)、张炜的《寻找鱼王》(2015)、张之路的《吉祥时光》(2016)、汤素兰的《阿莲》(2017)等。

以童年文化构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

美国学者艾里克·A·基梅尔在《儿童文学理论初探》中说过,“一个社会、一个时代为它的儿童所产生的那种类型的文学,最好地标示出那个社会所理解的儿童究竟是什么样子”。中外儿童文学在基本原理上是相通的,但一地有一地之文学,一代有一代之文学。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应该建立在中国社会“所理解的儿童”和“为它的儿童所产生”的儿童文学的实践上,而不能照搬西方的儿童文学理论。

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只能也必须是“中国的”,而不是“中国化的”,更不是“西方化的”。百年中国儿童文学从“五四”时代走来,从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走来,有着开放的品格和深厚的传统。春秋时代的老子有“婴儿说”(《老子》),明代的李贽有“童心说”(《焚书》),古汉语里有关儿童及童年的名称就有几十种,近代有梁启超的“少年中国说”,现代有鲁迅的“幼者本位说”,当代有陈伯吹的“童心说”……这是一座童年文化的富矿,应该去系统开发,创造性转化,创新性发展,建立“儿童—成人”共同体的新童年文化,让中国儿童文学理论之根,深深植入中华民族童年文化的沃土,开出绚烂的花朵。

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经验告诉我们,单纯从儿童的立场出发,过分强调儿童与成人在生理心理上的不同,就会将儿童与社会割裂,儿童文学成为“有意思无意义”的消遣文学;单纯从“成人的立场”出发,过分强调“儿童是成人的预备”,就会无视儿童的独立价值,儿童文学成为“道德文章”的教育工具。其实,儿童是成长中的儿童,不同时代有不同含义,百年儿童文学的演进就经历了封建儿童、资产阶级儿童、劳苦大众儿童、中华民族儿童、无产阶级儿童的不同身份变化,不同身份有文学的不同使命,必须研究儿童不断变化成长中的生理心理新特点,研究儿童不断变化提升的文学阅读新需求。儿童向着“成人”的方向发展,成人反顾自己的童年,虽然分属儿童与成人两个世界,但有一颗“童心”相通,儿童和成人的世界其实是统一的,昨天的儿童是今天的成人,今天的儿童是明天的成人,儿童与成人本来就是一个人。

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启示我们,破除“儿童”与“成人”的对立,建构“儿童—成人”一体的童年文化,应该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的应有思路。所谓“儿童—成人”一体的童年观,就是儿童与成人的对立统一关系是童年期的基本矛盾,这一矛盾运动是推动儿童成长的内在动力,儿童都渴望长大成人,成人都是从儿童长大,坚持“儿童—成人”一体的童年观,就是在成长的历程中,坚持“儿童的立场”与“成人的立场”的统一。坚持“儿童的立场”,就是“将儿童当人看”,“将儿童当儿童看”,尊重儿童与成人平等的人格,尊重儿童有别于成人的生理心理特点,“顺应”儿童的成长规律供给适宜的文学,同时又站到“成人的立场”,在“顺应”中“引导”。坚持“成人的立场”,就是按照成人的理想来塑造儿童。文学的塑造是心灵引导,不是强制教育,在“引导”时又回归到“儿童的立场”,防止无视儿童的特点和超越儿童的能力。反对以一种立场代替或否定另一种立场,特别是在坚持“儿童的立场”同时,务必坚持“成人的立场”,因为儿童生活在成人之中,儿童成长离不开成人引导;儿童文学的生产者(创作、出版、销售、推广者)是成人,儿童走进儿童文学的“把门人”也是成人,成人承担着把儿童由“自然人”培养成“社会人”的责任和任务——从这个意义上说,儿童文学是“成人的”文学,在“儿童—成人”的矛盾运动中,儿童与成人共同塑造美好的人生,儿童文学呈现出源于儿童又高于儿童、反顾童年又超越童年的人生意境。